捷報頻傳!內蒙古通遼200萬畝玉米田平均畝產突破1000公斤,實現規模化“噸糧田”種植;新疆伊犁200萬畝玉米基地畝產達到1209公斤,創下全球百萬畝級玉米單產新紀錄;內蒙古巴彥淖爾100萬畝玉米田畝產突破1090公斤。
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李少昆研究員表示,如此大規模片區出現高產,標志著我國玉米單產提升進入“百萬畝級”新階段,為全球領先。
這背后,是中國玉米單產提升技術體系20年的深耕細作,是“政策推動+科技支撐+市場引導”機制的協同發力,彰顯了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獨特優勢。
不同區域均實現增產
“今年全國玉米生產呈現明顯的區域特征,北方和西北產區成為增產主力。”李少昆表示。據介紹,2025年,新疆、內蒙古、東北等北方產區憑借適宜的氣候條件和成熟的技術應用,成為全國玉米高產的核心區域。
新疆產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七八月份的高溫干旱。“我們通過滴灌技術的創新應用,實現了對高溫的有效抵御。”李少昆解釋道,團隊研發的“少量多次”滴灌模式,在中午最熱時段可使田間溫度降低3—4℃,同時配合精準施肥,既解決了干旱問題,又提高了水資源利用效率。數據顯示,采用該技術后,新疆玉米田灌溉用水量從傳統每畝350方降至150方,節水率超過57%。
“今年我種的18000畝采用‘40+70’種植模式的玉米,畝產比傳統模式高出100到150公斤,萬畝最高畝產量更是達到1480公斤,在察縣(察布查爾縣)這一塊算是高產了。”新疆伊犁玉米種植大戶薛泉生向記者介紹。薛泉生從2015年接過父親的種植事業,當時僅種植1000畝玉米,如今已發展到3.3萬畝的規模,成為當地頗具影響力的種植大戶。
內蒙古產區跨度大、氣候多樣,東部與東北氣候相似,西部接近西北氣候特征。團隊根據不同區域特點制定差異化技術方案。
內蒙古通遼市種田大戶馬忠臣表示,他通過密植技術推廣與標準化管理,今年3萬畝農田實現畝產1200公斤的佳績,較往年1100多公斤的產量穩步提升。這位多次接受央視采訪、深耕農業領域的種植大戶,正以“師傅帶徒弟”的模式規模化推廣科學種植,明年計劃將種植面積擴展至30萬畝。
值得注意的是,通遼作為中國玉米主產區,全市玉米種植面積達2000多萬畝,占糧食種植面積的94%,此次規模化高產將直接帶動當地農民增收和畜牧業發展。
東北地區今年玉米生產呈現“自然成熟”的特點。“10月上旬玉米葉片仍保持綠色,延長了灌漿時間,為高產奠定了基礎。”李少昆表示,東北地區玉米灌漿期較往年延長7—10天,有效提升了籽粒飽滿度和千粒重,成為該區域高產的重要保障。
黃淮地區雖受局部災害影響,但仍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增產。“黃淮地區仍是我國玉米高產潛力區,隨著抗逆技術的進一步應用,未來增產空間巨大。”李少昆表示。
關鍵跨越背后的技術解密
從“小面積高產”到“大面積均衡增產”,這一步是如何跨越的?李少昆介紹,我國玉米高產技術研發經歷了兩個關鍵階段:2004—2013年的“高產潛力探索期”和2013年后的“大面積推廣期”。
2013年,李少昆團隊在新疆實現玉米畝產1511.74公斤的突破,明確了產量提升的技術路徑。此后,研發重心轉向如何將小面積高產技術轉化為大面積可推廣的技術體系。“我們沒有跟隨美國的高產競賽模式,而是立足我國農業實際,聚焦大面積增產難題。”李少昆表示,團隊針對傳統高產技術投入大、效率低、抗逆性差等問題,研發了一套集“密植、滴灌、精準調控”于一體的綜合技術方案。
中國玉米單產提升技術體系以“合理增密”為核心,通過“精準調控”實現高產高效,形成了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綜合解決方案。
合理增密技術是產量提升的基礎。我國傳統玉米種植密度約為每畝4000株,團隊根據不同區域特點,將種植密度提升至每畝5000—8000株。“增密不是簡單增加株數,而是根據光輻射量、水資源條件等因素科學確定,盲目增密反而會導致減產。”李少昆強調。
精準調控技術解決了增密帶來的倒伏、空稈等問題。團隊研發的“水肥一體化”滴灌系統,將灌溉與施肥同步進行,根據玉米不同生育期需求精準供給。在施肥次數上,黃淮地區采用4次分期施肥,東北地區6次,西北地區8次,特別是在灌漿期保證2至3次施肥,有效延長了灌漿時間。同時,通過“化控技術”在玉米6—8片葉展開時噴施生長調節劑,增強植株抗倒伏能力。
品種篩選機制為技術落地提供支撐。與傳統“良種良法配套”模式不同,團隊創新采用“區域模式+品種篩選”的方式,在每個區域確定統一的種植模式后,篩選出10—20個適合該模式的耐密抗倒品種。“這種模式大大提高了技術標準化程度,避免了數百個品種分別配套技術的復雜難題。”
標準化管理是技術快速推廣的關鍵。團隊制定了涵蓋播種、施肥、灌溉、病蟲害防治等全流程的標準化操作規范。“標準化使農業生產向工程化方向發展,農民只需按照規范操作即可獲得高產。”李少昆表示,這種模式大幅降低了技術應用門檻,加快了推廣速度。
除了技術推廣層層推進,種糧大戶也在一步步優化。薛泉生口中的“40+70”種植模式,是由李少昆團隊推廣的新型玉米種植模式,即在種植過程中采用40厘米和70厘米的行間距搭配。薛泉生此前使用“40+60”種植模式,去年試種500畝“40+70”模式玉米后,發現成效顯著,今年便擴大種植面積至18000畝。
“‘40+70’種植模式優勢明顯。”薛泉生說。首先,行間距的調整在保證每畝下種量7800—8000株、畝保苗不變的前提下,大幅提升了玉米田的通風和采光效果,這不僅有利于玉米生長,提高產量,還能減少玉米病害的發生。其次,該模式下玉米的抗倒伏能力也顯著增強,有效降低了自然災害對玉米產量的影響。
政策、科技與市場三方聯動
中國玉米單產提升技術的快速推廣,得益于一套“政策推動+科技支撐+市場引導”的創新機制。據介紹,該技術已在全國推廣約1億畝,技術到位率達85%以上,農戶平均增產200公斤/畝。
政府主導的推廣體系為技術落地提供保障。以伊犁為例,全州共設立600多塊示范田,形成了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同時,高標準農田建設、農業補貼等政策向高產技術應用傾斜,為技術推廣創造了良好條件。
去年4月,國務院印發《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方案(2024—2030年)》,目標到2030年實現新增糧食產能1000億斤以上。
李少昆表示,玉米屬高產作物,近20年對全國糧食增產的貢獻率約65%,未來增產潛力依然很大,地方政府在增產的目標下,有強烈動力進行技術推廣。
科技支撐體系確保技術適應性和先進性。中國農科院8人核心團隊聯合20多位專家組成的部級專家組,利用各地種植的時間差,在全國各玉米主產區開展技術指導。團隊采用“科技包縣”模式,與地方政府合作制定三年增產目標,實現科研與生產的零距離對接。20多年來,團隊學生扎根田間地頭,在新疆奇臺、伊犁等主產區建立研究基地,將論文寫在大地上。
“以前種地靠‘感覺’,你說這樣種好,我說那樣種好,一年到頭忙下來,產量卻沒個準數。”回憶起剛入行時的場景,新疆伊犁種植大戶羅俊杰表示,早期種植缺乏科學指導,即便2015年前后當地已鋪開水肥一體化技術,不少農戶也因操作誤區難以發揮其效用,如今在伊犁河谷的田間地頭,技術員深入種植戶的身影成了常態。“他們帶來全國的種植經驗,結合伊犁的小氣候給出精準建議,幫我們減少了試錯成本。”
馬忠臣告訴記者,其糧食產量提升的重要心得就是技術化和標準化,向專家請教,將技術通過標準化流程落地實施。
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技術應用提供支撐。無人機植保、機械化播種收獲、水肥一體化等社會化服務組織快速發展,解決了小農戶技術應用難題。特別是無人機在玉米中后期病蟲害防治中的應用,大幅提高了防治效率和效果,使病蟲害發生率較傳統防治方式降低30%以上。
“美國玉米高產以農場為單位,規模多在幾千畝;而我國通過行政與技術的深度融合,實現了百萬畝級的大面積高產,這在全球范圍內都是領先的。”李少昆表示,中國特色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為技術快速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
他表示,隨著技術到位率提升與實施面積擴大,未來2—3年有望實現玉米自給自足(2024年中國進口玉米1364萬噸,較2023年減少49.7%),減少進口依賴,多余耕地可輪作大豆等作物。
玉米高產背后的中國農業變革
2025年全國玉米主產區高產捷報頻傳,不僅是一組亮眼的數據,更是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的縮影。從內蒙古通遼到新疆伊犁,從種地“老把式”馬忠臣到90后種糧人羅俊杰,玉米單產的跨越式提升背后,是技術創新、制度保障與市場活力的多重共振,折射出中國農業正在發生的深層次變革。
技術創新是玉米高產的核心驅動力,但真正的突破在于實現了從“實驗室”到“田間地頭”的有效轉化。中國農科院團隊研發的“合理增密、精準調控”等核心技術,并非懸浮的理論,而是通過李少昆團隊的推廣,轉化為馬忠臣的標準化種植流程、薛泉生的“40+70”模式,讓普通農戶能夠直接受益。這種“專家研發—大戶示范—農戶參與”的技術傳導鏈條,解決了農業技術推廣“最后一公里”的難題,使高產技術從“小面積試驗”走向“大面積應用”。
制度保障為農業發展注入了穩定預期。國家將玉米單產提升納入糧食安全“黨政同責”考核,地方政府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設立示范田、提供政策補貼,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動合力。在伊犁,高標準農田建設讓滴灌設施全面升級;在通遼,政府規劃千萬畝噸糧田,這些政策支持不僅改善了生產條件,更增強了種植戶的信心。馬忠臣在糧食價格低迷時仍敢于擴種,羅俊杰從銀行獲得持續貸款支持,背后都離不開制度保障帶來的穩定環境。
新型經營主體的崛起改變了傳統農業的生產格局。馬忠臣、薛泉生、羅俊杰等種植大戶,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而是具備強大技術尋求能力、應用能力、規模經營意識和市場應對能力的新型農業經營者。他們通過“師傅帶徒弟”、示范種植等方式,帶動周邊農戶共同發展,成為技術推廣的“二傳手”和產業發展的“領頭雁”。從馬忠臣帶動3萬畝農田增產,到薛泉生的“40+70”模式讓農戶看到實效,新型經營主體正在重塑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為規模化、標準化生產奠定基礎。
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從馬忠臣十年摸索標準化流程,到薛泉生敢于嘗試“40+70”模式,印證了中國農業勞動者正在從“憑經驗種地”向“靠技術種地”轉變。他們不再畏懼新技術、新模式,而是主動學習智能設備操作、參與技術培訓、試種新品種,成為農業現代化的主動參與者和直接受益者。90后羅俊杰的樣本更讓人看到,農業正在成為有奔頭、有前途的產業,吸引著年輕一代扎根土地、傳承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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